王鸿士（1919—1985），本籍河北省武清人。幼承家学，师从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和前清宫御医瞿文楼，得其线年，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内科，曾任北京中医研究所副所长，北京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，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理事等。

  王鸿士终身治学严谨、勤勉吃苦，业精于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多科疑难杂症，有丰厚的临床经验和共同的学术思想。他勤求中医经典之旨，吸收温病学研究成果，博采历代医家之长，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，形成了共同的学术思想，特别是关于肝病医治有共同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。

  关于急性黄疸型肝炎，王鸿士从临床实践中深化体会到温热病或湿温病的特别体现。湿得热而愈深，热因湿而愈炽。湿和热是其发病的首要病因，在临床上又多因湿和热的多少、深浅体现为不同的临床类型，在医治上多依据不同的临床类型，以茵陈蒿汤为主方辨证加减。该方针对阳黄的产生为郁热在里不得发越，此郁积之热与湿邪相合，湿热郁积熏蒸发为黄疸。运用茵陈蒿汤以茵陈为君清热利湿退黄，栀子清三焦之火，佐用大黄清里泄热，运用此方之苦寒，通泄郁热，清利湿邪，使该湿热之邪从下而解，邪有出路，黄疸自除。

  王鸿士在清热利湿祛除病邪的一起，亦注重人体的正气，故退黄时宜不过用寒凉，如用寒凉当以渗泄为主，佐以甘草，湿方可除热方易解。重伤脾胃多易产生变证。所以，应当多用一些利湿之品，如车前子、滑石、猪苓、泽泻等，或另加芳香化浊之味，如藿香、草豆蔻、砂仁等，可以使湿热之邪赶快衰退，又能避免苦寒伤胃，而不致呈现腹胀、腹痛、腹泻的变证。而关于急性无黄疸型肝炎或肝炎后长时间的低烧，相同由于温热蕰结所造成的。黄疸型肝炎的特征是热胜于湿，无黄疸型肝炎及长时间发热者的特征是湿胜于热。故后者要以渗湿为先、为主，清热为辅。因其多兼肝胃不好之证，需求配伍理脾、和胃、疏肝之品。关于肝炎后血胆红素继续增高，且兼见寒湿之象者，王鸿士常用用茵陈附子干姜汤加减医治。

  缓慢肝炎或肝病病程较长，病状杂乱。故辨证进程，区分真假是医治的要害环节，要害是需求四诊合参、全面调查、仔细剖析缓慢肝病改变的全进程及其真假真假特征。不然，就简单误诊误治。

  缓慢肝炎患者常呈现大便溏泻久久不止的症状，归于脾虚证候，但有不少患者兼湿热积滞之候而被疏忽，比方大便轻轻黏滞尘垢而不显著者，便后不畅，便意较多。原因是过食肥甘油腻或误投补养之品，胃肠湿热积滞，也能呈现大便溏泄，是故便溏腹泻，证有真假，不可以用健脾益气一法控制之。如果是有湿热积滞，就该加用渗湿清热化滞之品，由于脾喜燥恶湿，湿性滞腻，最易引起便溏或泻。但是，湿去则泻止，湿减则泻轻，有大便溏泻者，可应用大黄炭或酒炒大黄泄热导滞，是通因通用、塞因塞用法的例子。又如四肢厌倦，相同是肝病常见症状之一。尽管病程较长，但湿热不清，脾为湿困，则清阳不升，浊阴不降，脾失健运，水谷精微不能化生，则虚不受补，即便多进补养，也多不易消化吸收，不能取汁化赤，化气愤血。由于脾主四肢，脾为湿困则四肢厌倦乏力，要害是湿困脾阳。单一的补虚不能消除衰弱厌倦和疲惫，故不可单纯地按虚证论治，惟患者证候的真假特征是依据。若见有厌倦肢软，大便溏泻，食谷不化，小便清长，下肢浮肿，即属脾湿气弱，应健脾益气。如若脾虚与湿热并存，其治须清补兼施或先攻后补，或先补后攻，或补虚、清热、利湿数法并用。此皆需依据患者的病况而定，不能脱离肝炎患者本虚标实、湿热为病的病理实质。

  王鸿士以为关于肝病的某些体征、化验查看、确诊，应建立在中西医结合辨病辨证上。既尊重临床体征和化验查看，注重其临床含义，又注重中医的辨病辨证特征，紧抓患者的主证特征，差异医治。

  如部分患者呈现皮肤瘀点或见有蜘蛛痣，多属中医热郁血分，热迫血溢或兼有脾虚证候，医治当以清热凉血为主，常用药物如小蓟、生地、茅根、丹皮、茜草、白芍等。关于转氨酶升高者，依据多年的临床调查，肝炎急性期“酶”升高多因湿热内盛，并且偏于湿热蕴郁气分，故其医治应当运用清热解毒、渗湿凉血药物，如茵陈、败酱草、金钱草、寒水石、龙胆草，板蓝根、蒲公英等。若值冬天，因于寒气阻塞，也简单内热偏盛，应当重用清热凉血解毒药物。实验室查看胆固醇偏高者，在临床体现多为脾胃气虚、湿浊内盛等证，故其医治应以健脾袪湿为主。B超查看体现为肝脾肿大者，中医确诊多归于癥、瘕、积、聚的领域，医治中当合作活血化瘀的药物，如三棱、莪术、桃仁、红花等，其他如鳖甲、龟板等软坚散结药物对肝脾肿大、红细胞、白细胞偏低者用之较好；生牡蛎散结软坚活血尚能利水；马鞭草适宜于脾肿大、脾区或左边胁下痛，但不宜多用，每剂5克为宜，多用反而会导致胁痛加剧。

  活血药物在缓慢肝炎、肝脾肿大者运用较广，特别是妇女患者肝功反常、胁痛显着，单纯运用补养肝肾法效果不满意，配伍上述活血化瘀药物，肝功用康复较快，胁痛减轻，具有较好的效果。

  王鸿士以为“郁”为百病之源，诸疾之始。“郁”有郁结、滞而不通之义，有气郁、湿郁、热郁、痰郁、血郁、食郁之分，王鸿士以为“郁”在肝病的发病进程中特别的重要，由于气郁则生湿，湿郁则生热，热郁则生痰，痰郁则血不可，血郁则是不用，郁久则可导致积累、臌胀的产生。

  以上六郁和七情内伤可相由于病。由于诸郁的要害在气化，故医治应当以顺其气化为先。疏气令调，郁结自散。运用理气药物既可健脾止痛，又可解郁除满，对软肝散结也可起到必定效果。并且诸郁多以气滞血瘀为转归，诸郁之中以气郁和血郁占多数，故王鸿士在医治肝病时常用行气活血解郁药。

  肝病患者善怒，易于损害脾胃。临床上肝病常易见肝胃不好，食而不化。脘闷腹胀，食后加剧，肝郁脾虚证候。王鸿士以为运用疏肝健脾药物，特别是理气药，不仅能铲除胀满，健脾益胃，并且兼能去热。由于理气药能疏郁散火，所谓“治火先行气，气顺火自降”。比方青皮入肝胆二经，为行气化滞必用之品。若气滞兼有气血两虚，法当益气养血为主，可少加青皮、木香之类，效果较好。如有肝区痛苦，兼见体胖，病属气虚兼有气滞，除用人参、黄芪补气之外，酌加青皮、木香、砂仁等舒气化滞，可使补益不滞，相得益彰。常用的疏肝理气药物有青皮、陈皮、枳壳、郁金、香附、元胡、川楝子、旋覆花、代赭石、木香、乌药等；常用的健胃化湿药物有藿香、佩兰等。

  肝为将军之官，主藏血、疏泄，体阴而用阳，外感湿热疫毒之邪或内有饮食七情之伤，都会影响其疏泄和藏血的功用。正如沈金鳌在《沈氏尊生书》中所言“一阳产生之气起于厥阴，而一身上下其气无所不乘，肝和则气愤，发育万物，为诸脏之生化，若衰与亢，则为诸脏之残贼。”沈氏着重了“肝和”的生理含义和从病理视点着重“百病皆始生于气”的要害是肝为残贼，一旦肝病（肝衰或亢）即可贻害于诸脏腑。王鸿士发挥沈氏之理论，以为肝病的医治办法多端，但不外乎“平其亢、补其衰、疏其郁”三法，底子意图是“以求肝和”。肝脏体阴而用阳，其体为阴，阳邪侵袭，阴液受灼而致其衰，其用为阳，七情之伤，易致其阳亢，故“平亢”“补衰”之法常用，但王鸿士着重“疏郁”之法应贯穿在“平亢”“补衰”之中。正如唐容川在《血证论·脏腑病机论》中所言“木之性主于疏泄，食气入胃，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。设肝之清阳不能疏泄水谷，渗泄中满之证在所难免。”

  王鸿士以为医治肝病，一要辨明肝之衰亢，二要以疏肝为枢机。例如，临床医治肝炎，常以清热解毒利湿、活血化瘀、补养肝肾为“平亢”“补衰”的常用法，疏肝理气、疏调脾胃为“疏郁”的常用法。柴胡、枳壳、青皮、陈皮、香附、郁金、木香、砂仁、川楝子等理气药为常用的臣佐之药，在肝病医治中恰当运用理气药物，有助于肝主疏泄功用的康复，有助于干流药物效果的进步，以至于到达“肝和”。

  王鸿士经过长时间的临床实践，形成了具有特征的医治肝病的学术思想，值得深化学习承继和发扬。■